搭载最新一代Intel酷睿i9-14900KF处理器，这颗心脏不仅拥有惊人的多核性能，更在单核效能上实现了质的飞跃。无论是处理复杂的游戏物理计算，还是同时运行多个高强度应用，i9都能游刃有余，确保你的游戏之旅畅通无阻，快人一步。

安装PDF转换器软件：首先，在电脑上安装一款PDF转换器软件。这类软件通常具有PDF压缩功能，可以帮助你轻松减小文件大小。

内容提要：人形陶器是中国西北地区史前时期独具特色的一类器物。在中国西北地区，这类器物从公元前4500年一直延续至公元前1500年。在世界其他地区，人形陶器最早出现于西亚。东南欧出土的人形陶器数量众多且种类丰富，类型与中国的人形陶器最为相似。但从制作传统和最终流向看，西亚和东南欧人形陶器的制作受到泥塑人像的影响，最终作为葬具使用。中国西北地区人形陶器的制作则受到陶人面具的影响，并且在商周时期，这一造型技术在青铜器上延续，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反映，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记录。

“人形陶器”指具有人的特征，如器表浮雕人像、器纽塑造成人头或器身模仿人形的一类器物。人形陶器最早出现在西亚[1]。在东南欧，其出土的数量众多且种类丰富[2]。在西方考古学术语中，此类器物被称为“anthropomorphic vessels”。在东亚，日本也出土了类似的器物，日文文献中称之为“人物造型品”。

随着中国史前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中国西北地区陆续出土了一些人形陶器。因为这类陶器特殊的造型，自出土以来就引起了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最早的研究者是20世纪20年代前往中国甘肃做调查的瑞典人安特生，他在甘肃收集和购买了3件人头形陶器盖。安特生认为，它们是藏骨瓮的盖子，与宗教仪式有关[3]。国内有关人形陶器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研究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器物类型及其发展演变，如张朋川认为甘青地区陶塑题材始于仰韶文化时期，盛行于马家窑文化时期，齐家文化时期风格多变[4]；二是人形陶器上的细节问题，如性别、民俗等，学者们提出人形陶器上的人物性别有双性、女性、男性和性别模糊的观点，如曲枫依据萨满身体变形和变性理论，认为青海柳湾出土的人形陶器上塑造的是双性人，该陶器是死亡萨满生前使用的神器，代表着萨满的第二个身体[5]，披发黥面体现了羌族的习俗[6]；三是人形陶器的内涵解读，学者们的主要观点有宗教祭祀、生殖崇拜、母神崇拜、祖先崇拜和巫术活动，这些研究对器物特征的描述过多而忽视出土情景，解释上也囿于母神崇拜和巫术活动。

人形陶器作为人物与陶器相结合的一类物品，既体现了史前人类的陶塑工艺和审美情趣，又反映了史前人类的生活情况和信仰情况。本文旨在梳理中国西北地区出土的人形陶器材料，在比较研究视角下，追溯此类器物的来源，并运用后过程考古学中的物质性理论阐释其内涵。

一、人形陶器的分布与类型

中国西北地区史前时期的人形陶器主要出自陕西、甘肃和青海三省。陕、甘、青境内有黄河及其支流渭河、洮河、大通河流经。主要的考古学文化有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石岭下类型、马家窑文化、宗日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出土人形陶器的遗址有南郑龙岗寺[7]、高陵杨官寨[8]、秦安大地湾[9]、秦安焦家湾、秦安寺嘴坪、天水师赵村[10]、天水柴家坪、兰州华林坪、庆阳高庄、武山傅家门[11]、岷县山那树扎[12]、甘南卓尼木耳乡、礼县高寺头、东乡林家[13]、永靖大何庄[14]、永昌鸳鸯池[15]、青海大通后河子、青海民和山城、青海柳湾[16]、同德宗日[17]和玉门火烧沟[18]等。具体分布如下（图一）。

图一 中国西北地区出土人形陶器的遗址分布图

从目前公布的资料看，西北地区出土的人形陶器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至青铜时代早期。年代最早的1件人形陶器为大地湾二期遗物，约公元前4500年。年代最晚的1件人形陶器出土于玉门火烧沟遗址，约公元前1500年。

（一）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5000—公元前3500年）

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半坡文化的遗存主要分布在六盘山西侧的渭水上游和西汉水上游。庙底沟文化又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西北地区庙底沟文化遗存集中分布在陕西中部、甘肃中南部和青海东北部地区。出土人形陶器的典型遗址有秦安大地湾、礼县高寺头和高陵杨官寨。这一时期的人形陶器有以下三类。

（1）器口处塑造人面。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的人形陶器，器物形制为鼓腹陶罐，器身彩绘弧线、三角和花瓣纹。人面轮廓清晰，五官镂空，神态逼真（图二，1）。南郑龙岗寺遗址也出土了同类器物。

图二 中国西北地区出土及采集的人形陶器

（2）器表浮雕（镂空）人面。高陵杨官寨遗址出土的1件陶盆，其上镂空人面（图二，2）。

（3）器纽处塑成人面。天水柴家坪遗址出土的1件人面残片，五官镂空，表情逼真，耳部穿孔，似佩戴耳饰（图二，3）。

从出土情况看，有2件器物出土于墓葬，有些出土于灰坑，多数出土情境不详。

（二）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3500—公元前1900年）

西北地区铜石并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有石岭下类型、马家窑文化、宗日文化、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石岭下类型主要分布于渭水上游中、西部地区。马家窑文化以渭河上游为分布中心。宗日文化分布在以共和盆地为中心的青海省东部。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主要分布于甘肃中部和青海东部。出土人形陶器的典型遗址有武山傅家门、东乡林家、天水师赵村、同德宗日、永昌鸳鸯池和青海柳湾。这一时期的人形陶器出土的数量最多，种类也最为丰富，具体如下。

（1）器口处塑造人面。不同于前一阶段，这一时期的人面彩塑而成，注重表现眼部特征。如彩绘勾勒出眼睫毛、眼眶周围绘圆圈纹、眼睛下方彩绘线条表示流泪状。器身彩绘弧线、圆点纹、圆圈纹、网格纹或蛙纹。从出土情境看，除2件器物出土于柳湾墓地外（图二，4），其余出土情境不详。

（2）器表浮雕人物。师赵村第五期出土了1件陶器，陶器上的浮雕人物呈动态姿势（图二，5）。

（3）器纽处塑成人头。器物形制有鼓腹陶罐、筒形陶罐、陶碗和陶勺。从人物特征上看，仅塑造出人头，人面五官戳印、镂空或捏塑而成。面部通常有彩绘线条装饰。耳部下方通常会穿孔，似佩戴耳饰。典型的器物有马家窑文化的人头陶勺和半山文化、马厂文化的人头陶盖（图二，6、7）。除永昌鸳鸯池墓葬出土的2件器物外（图二，8），其他出土情况均不详。

（三）青铜时代早期（公元前1900—公元前1500年）

西北地区青铜时代早期的考古学文化有齐家文化（晚期）和四坝文化。

齐家文化晚期主要分布在甘肃大部、青海东部、宁夏南部，向东扩展至陕西渭河中下游地区。齐家文化共发现5件人形陶器，其中2件出土于永靖大河庄遗址（约公元前1700年），其余分别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白银市博物馆和甘谷县博物馆。4件为陶器盖，在器纽处塑人头，人面捏塑而成，眼睛戳印呈小圆孔（图二，9）。1件为素面人足形器。

四坝文化分布于河西走廊西段。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了3件人形陶器，该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1800—公元前1500年。人形陶器的底部塑造人足或整个器物塑造成人形（图二，10、11）。

综上所述，中国西北地区出土的人形陶器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沿渭河流域呈东西分布。到了铜石并用时代，人形陶器分布在渭河、洮河和大通河流域，整体呈西北向分布。至青铜时代早期，人形陶器逐渐向西分布至河西走廊西段。从器物塑造特征上看，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形陶器人面五官主要镂空塑造。铜石并用时代的人形陶器以彩塑人面为主，表现形式也最为丰富。青铜时代早期的人形陶器人面制作粗糙，新出现了人足和人体形陶器。

二、人形陶器的来源

人形陶器虽然出土的总数不多，但也是一个世界性文化现象，在西亚、东南欧等地都可见。本节通过不同地区此类器物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总结其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而对中国出土的人形陶器的起源，以及发展过程中可能受到的影响做进一步分析和探讨。

西亚是农业起源地之一，也是文明最早的诞生地之一。西亚史前时代经历了哈苏纳文化、萨马拉文化和哈拉夫文化的发展序列。西亚出土的人形陶器数量虽不多，但延续时间比较长，从哈苏纳文化一直延续至哈拉夫文化，即从公元前7千纪延续至公元前6千纪。西亚年代最早的人形陶器出土于乌姆·达巴吉亚（Umm Dabaghiyah）和索托土丘（Tell Sotto）。主要有两类：一类为器表浮雕人物，人头呈棒状，身体呈小提琴形状，双手上举，似在舞蹈（图三，1）；另一类为器纽处塑成人头，表现出眼睛、鼻子和嘴部。哈苏纳土丘（Tell Hassuna）和梭万土丘（Tell es-Sawwan）分别出土了1件人形陶器（图三，4）和2件彩塑人面残片。眼睛呈咖啡豆状，彩绘眉毛和嘴巴。耶里姆2丘出土了1件人形陶器和1件动物形陶器，人形陶器除了表现面部特征外，乳房、胳膊和腿部都有表现，还彩绘了发饰和服饰（图三，6）。多姆兹土丘（Domuztepe）和阿尔帕锲亚土丘（Tell Arpachiyah）也分别出土了1件人形陶器。

图三 西亚出土的人形陶器和泥塑人像

1-3.索托土丘　4.哈苏纳土丘　5.梭万土丘　6.耶里姆2丘　7.哈拉夫土丘

西亚作为人类最早开始定居生活和农业起源的地区，伴随着农业的传播，一些陶器技艺也向西传播至东南欧。公元前6千纪中叶至公元前5千纪以来，库库泰尼文化、温查文化、提萨文化等遗址出土了丰富的人形陶器。这些人形陶器涵盖了中国境内人形陶器的所有类型（图四）：（1）器口处塑造人面，如温查文化的阔嘴瓶，人面下方常见“M”形或“U”形纹饰；（2）器表浮雕人物，人物呈动态姿势；（3）器纽处塑成人头，人头位于器物把手处或桌形器的四角；（4）人足和人体形器，人足形器，人物呈站姿或坐姿，人体形器，人物双手环绕置于胸前，器身有彩绘或刻画纹饰。

图四 东南欧出土的人形陶器类型

值得注意的是，西亚有着悠久的制作泥塑人像的传统。自公元前10千纪以来，西亚的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泥塑人像。它们可以简单地分为抽象风格和写实风格两类。抽象风格的泥塑人像不表现五官特征，头呈棒状，身体呈小提琴状。写实风格的泥塑人像通过捏塑或彩塑的方式表现五官，突出女性的丰乳肥臀，多呈坐姿。人形陶器的制作明显受到了泥塑人像传统的影响（图三）。如哈苏纳文化的泥塑人像和陶器上的浮雕人像都表现了棒状的头部和小提琴形状的身体。萨马拉文化的泥塑人像和人形陶器都表现了咖啡豆形状的眼睛。哈拉夫文化的泥塑人像和人形陶器双手均位于胸前。不论是泥塑人像，还是人形陶器，都会用倒三角形表示女性的性特征。除了泥塑人像外，西亚和东南欧还出土了许多印章。印纹通常压印在黏土块或陶罐表面。印章具有标识身份的作用，可以防止物品被篡改，在行政管理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印章的印纹与泥塑人像上的彩绘装饰或文身相关联[19]。泥塑人像和泥塑动物也可用作印章[20]。因此，浮雕于器表的人物可能与印章一样具有身份标识的作用。公元前3千纪，安纳托尼亚和东南欧（爱琴海北部、匈牙利中部和东北部）流行猫头鹰葬具[21]。这种葬具如同人面陶器，在器口下方表现了眉毛和眼睛。公元前2千纪，骨灰瓮文化广泛分布于欧洲[22]。公元前500年前后欧洲出现人面瓮棺文化（Pomerelian Face Urn Culture），人面瓮棺也是一种身份标识和象征。

中国的北福地遗址出土了年代最早的陶人面具，年代为公元前6000—公元前5000年。面具最突出的特征是五官镂空，四周穿孔以便于佩戴[23]。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形陶器也采用镂空的方式表现面部特征。这种表现方式很可能受到了早期陶人面具的影响：一是制作人面技术的传承；二是暗含了和陶人面具相似的内涵。人形陶器在制作之初可能受到陶人面具制作技法的影响。北福地遗址房屋内出土的大量陶人面具表明了当时的仪式活动规模之大，频率之高。到了铜石并用时代，人形陶器的塑造技法变得多样，彩绘或彩塑五官。除陶人面具外，大连北吴屯遗址、内蒙洪格力图和辽宁东沟后洼遗址还出土了一些陶人面。这些陶人面在眼部周围彩绘或刻画圆形或线条。这一特征在马厂文化的人形陶器上表现最盛，即黥面。这类器物因人头位于器纽处，也是人们拿取器物时通常会接触到的部位，可能与仪式活动有关。

相比于西亚和东南欧，中国出土的泥塑人像数量较少。考古学家发现了红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泥塑人像。赤峰西水泉和辽宁东山嘴遗址出土的女性塑像，头部残损不见，乳房和腹部突起，呈站姿或坐姿。石家河文化中期的邓家湾遗址出土了一批姿势丰富的泥塑人像，展现了人们不同的生活场景。泥塑人像的年代虽然早于人形陶器，但对人形陶器塑造的影响很小。一是因为出土泥塑人像的区域很少见人形陶器。人形陶器主要分布于西北地区的甘肃和青海两省。而西北地区的泥塑人像仅见甘肃省博物馆展出的2件残存陶人头。二是泥塑人像和人形陶器对人物塑造的侧重点不同。泥塑人像注重人物的姿势，而人形陶器则更倾向于表现人物的装饰，如发饰、黥面和器身彩绘。

中国西北地区和东南欧出土的人形陶器的类型最为相似。1925年，安特生在甘肃进行考察活动时发现仰韶文化和安诺文化、特里波利文化的陶器在器形和纹饰上具有很高的相似性[24]，由此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25]。从东西方史前交流的时间看，马家窑文化时期是关键。石兴邦表示：“马家窑文化发展的后半段，即半山—马厂类型和西方甚至远至中亚一带农业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存在的。”[26]半山类型彩陶上的锯齿纹和宗日类型彩陶上的尖顶冠形符号都受到中亚纳马兹加文化的间接影响[27]。另外，齐家文化晚期、四坝文化出土的权杖头在西亚常见，且年代上早于中国[28]。人形陶器与西亚同类器物表现出的相似性也常常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佐证[29]。但仅仅依靠相似的特征判断它们的文化关系，将这种趋同性解释为文化传播的影响是武断的。从人面塑造看，东西方都采用了戳印、刻画和彩塑的方式。西亚萨马拉文化的彩绘陶罐和马家窑文化的彩绘陶罐，以及半山文化、马厂文化的人面陶器盖都会在眼部下方彩绘线条表示流泪。但西亚和东南欧的人面不表现耳部，眼睛通常呈咖啡豆形状。彩绘连心眉，体现了黑海沿岸的欧洲人种特征。中国的人面五官常镂空，彩绘柳叶眉，表现耳部。从器身纹饰看，东西方的人形陶器都彩绘水波纹、圆圈纹、网格纹和叶脉纹。西亚、东南欧的人形陶器还彩绘或刻画多重“U”形纹、螺旋纹、鸟爪纹、“M”形纹。中国的人形陶器的彩绘属同时期庙底沟文化、马厂文化等彩陶上的典型纹饰，如弧线圆圈三角纹和蛙纹。另外，从塑造技术看，西亚的人形陶器受到了泥塑人像的影响。虽然人们在各个文化（萨马拉文化和哈拉夫文化）中持续创作人形陶器，但人形陶器不仅数量较少，而且也没有明显的制作传统的传承和器物历时性的演变。从它们的最终流向看，东南欧发展为葬具（人面瓮），作为一种身份标识。而中国在商周时期出土了人面青铜鼎、以裸人做器足的铜方鼎，以及人头和人面兵器，发展成为了一种青铜礼器。因此，中国的人形陶器应为本土起源。

三、人形陶器的功能和内涵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形陶器通常被解释成“地母神”，是丰产的象征[30]。史前先民创作人形像题材源于原始巫术等精神生活的需求[31]。柳湾遗址出土的浮雕人像彩陶壶被解释成萨满致幻造成的身体变形和变性。这些解释总体基于原始心理、原始思维和原始宗教理论，忽视了人形陶器作为人工制品的物质特征，以及它所反映的当时的社会实践、物对人的影响及其象征意义。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后过程考古学兴起，能动性和物质性成为解释社会意识形态和物质象征意义的理论基石。近十年来，物质性已经成为西方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等学科越来越感兴趣的话题，成为了新物质文化研究的核心[32]。在后过程体系下，物质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物质文化所包含的能动性、物质的象征意义、物质体现的社会关系以及物质对人的影响这几个方面。物质性是研究物与人关系的理论，包括物的物质属性，如材质、形状、颜色等与人的关系以及物的社会属性与象征意义同人的关系[33]。物质文化不仅仅是人创造和表现出来的物质形式，同时物也折射出了某种社会观念并且被人赋予了象征意义。人工制品的物质性被嵌入实践中，通过行动实现。物质生活世界是由人构思和构建的，但在日常实践中物质反过来会塑造人类经验。

制作人形陶器的主要物质材料是黏土，器身的彩绘则取自当地的矿物颜料[34]。黏土是史前时期易于获得的一种原材料。人形陶器和陶人面具使用的是同一物质。器身所绘的彩和同时期彩陶上的彩绘纹饰并无差异，是同时期典型纹饰风格的反映。制作人形陶器的材料、技术知识和操作顺序与普通的生活类陶器并无明显区别。从物质的物理属性上看，并不能反映该器物的特殊性。

物质性的另一方面是物质的象征意义及对人的影响。人形陶器的制作是人将器物赋予了人格化特质，还是陶器将人的特征物质化？首先，人形陶器体现了陶器造型和人身体特征的对应。人们在描述1件陶器时，对陶器各部位的描述源于人们对身体各个部位的称呼术语，如“颈部”“肩部”“腹部”等。阿尔伯蒂（Alberti B.）认为，人们将陶罐制作成人形，一方面概念化了身体，另一方面概念化了器物[35]。人们将人类的特征赋予到器物上，不仅仅装饰着器物，而且将器物人格化。在这种制作工艺框架下，人们将身体元素纳入了陶器这种人工制品中，人形陶器就这样制作了出来，身体的概念也通过陶器这一物质表达了出来。

其次，人形陶器融入了创造它们的实践节奏。它们是制作者（陶工）和承载者（陶器）相联系和衔接的实体，反映的问题不仅关乎物质性，还有关于人们的生活实践。史前时期的西亚和东南欧，人的形像最先通过泥塑人像表达，人们首先用三维立体的泥质品表现自身。随着农业的发展和陶器的产生，又将人的特征与器物融合起来。二者都是真人的微型化表现。不论是泥塑人像，还是陶人面具，都集中出土于居址附近，是家庭或社区生活中经常制作的物品，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人形陶器是史前人类实践活动，尤其是集体行动的记录。甘青地区发现了一些可供人类仪式活动的场所。如大地湾三期的房屋F405，复原后面积为150平方米，该建筑是史前部落的公共场所、举行盛大活动的大会堂。F901也是一座大房子，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公共活动场所，用于集会、祭祀或举行某种宗教仪式[36]。永靖大何庄的“石圆圈”遗迹，由天然扁平砾石排列而成，石圈的旁边有卜骨或牛、羊骨架，也是一处仪式活动场所[37]。甘青地区出土了马家窑文化的陶铃、陶鼓[38]。同德宗日遗址、武威市磨咀子遗址和酒泉干骨崖出土了舞蹈纹彩陶盆，这些器物暗示着史前时期人们举行了一些集体活动。南郑龙岗寺的2件人形陶器，1件出自M396，1件出自M394，墓主都为女性。除随葬人形陶器外，颈部有绿松石坠饰。永昌鸳鸯池M87，墓主为女性，随葬浮雕人头陶器、陶罐、绿松石和骨珠。据《说文解字注》：“巫，祝巫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39]墓主的女性身份对应了巫者的女性身份，她们通过舞蹈和神灵沟通。青海上孙寨等遗址还出土了舞蹈纹彩陶盆，其上彩绘多人共舞场景。舞蹈、音乐、装饰品、黥面和面具一同构建了当时仪式或巫术活动的场景。现在的青海还保留着土族的舞蹈民俗，如同仁县土族於菟、大通蛙图腾舞和互助土族的安召舞等。众人围圈载歌载舞，舞者有的半裸上身、面部涂彩、身体彩绘图案。这些仪式活动旨在祈愿五谷丰登或祛疫逐邪。人们用物质资料重现了社会实践，是对社会记忆的记录。在某些情境中，人们通过对物质破坏和埋藏来构建社会记忆。如西亚抹灰泥的头骨埋藏坑，通常被认为是纪念祖先。西亚的耶里姆2丘的祭祀坑中埋藏了故意打破的陶碗和人形陶器，说明祭祀活动中存在着毁器习俗。

人形陶器上的彩绘纹饰也与出土实物对应。一是珠子等装饰品的出土。马家窑文化的遗址出土了骨臂饰、骨笄、珠子等装饰品。马厂文化流行串珠装饰。这些装饰品彩绘于人形陶器上，如柳湾遗址出土的人形陶器颈部彩绘串珠纹。人形陶器上的人耳部有穿孔，暗示佩戴饰物。四坝文化人足和人体形器可辨别出靴子。柳湾遗址出土了1件陶靴。马其顿Tarinci遗址出土的人足形陶罐内盛装了由河贝串成的项链[40]。这些证据表明，人们在创作此类器物时，将人体造型和人类装饰品连接在一起，该器物可能是某类人群所属或具有保护、保存其他物品的功能。

四、结 语

通过人形陶器的物质性研究我们发现，这类器物的制作原料为易于获得的黏土，应取自本地陶土。陶彩也就地取材自矿物颜料，陶器上所绘纹饰也是同时期的典型纹饰。器物形制是生活中常见的陶杯、陶碗和陶罐等。人形陶器背后展现的社会情境表明，这类器物是社会实践的反映，记录了人们的仪式生活或某一类人的社会活动，是社会记忆构建的载体。这类器物在中国西北地区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从制作技法和传统看，它们受到了陶人面具的影响，并且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延续。从器物的分布上看，它们分布于渭河、洮河以及河湟谷地，并未跳出史前农业区之外的范畴。这表明它们仍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并与农事丰产丰收和祛疫逐灾的仪式活动有关。

在与西亚和东南欧出土的人形陶器的比较中，我们发现，它们虽然在造型上有诸多的相似之处，但这些相似性可能是在相似的农业环境下，或在相近的社会发展阶段导致人们在行为和思想上的趋同。它们有相似的文化内涵，本身也都是农业发展的产物，这类器物与文化背景或社会情境紧密相连，是人们在所处文化背景下的实践，以及仪式活动的记忆构建。尽管公元前3000年以来，东西方文化已展现出诸多的交流迹象，但更多地表现了人群之间带来的原料、资源和技术上的交流。像人形陶器这类可能存在思想和文化上交流的器物，必然伴随着人群的流动或迁徙。只有厘清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路径才能做进一步的外来因素的分析。

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1]杨建华：《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82—84页。

[2][21]马丽加·金芭塔丝著，苏永前、吴亚娟译：《女神的语言：西方文明早期象征符号解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0页；第227页。

[3]Andersson J. G.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studies in prehistoric China. London: Butler & Tanner Ltd., 1934:329.

[4]张朋川：《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塑》，张朋川著：《黄土上下：美术考古文萃》，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65—75页。

[5]曲枫：《变形与变性：青海柳湾裸体人像性别认读与意义分析》，《华夏考古》2016年第3期。

[6]张晓波：《临夏发现彩陶人头像》，《文物》1993年第5期。

[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水队：《陕西南郑龙岗寺半坡类型墓地发掘简报》，《史前研究》1988年第1期。

[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高陵县杨官寨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09年第7期。

[9][36]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53页；第413页。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127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山傅家门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考古学集刊》(16)，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80—454页。

[12]国家文物局主编：《甘肃岷县山那树扎新石器时代遗址》，《2013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34—36页。

[13]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临夏回族自治州文化局、东乡族自治县文化馆：《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11—161页。

[1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15]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武威地区文物普查队：《甘肃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16]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17页。

[17]宗日遗址发掘队：《青海宗日遗址有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1995年9月24日第1版。

[18]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甘肃玉门火烧沟四坝文化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5期。

[19]Prijatelj A. Digging the Neolithic stamp-seals of SE Europe from archaeological deposits, texts and mental constructs. Documenta Praehistorica, 2007(34):231-256; Makkay J. Early Stamp Seals in South-East Europe. Budapest: Akademiai Kiado, 1984:157.

[20]Türkcan A. U. Is it goddess or bear? The role of Çatalhöyük animal seals in Neolithic symbolism. Documenta Praehistorica, 2007(34):257-266.

[22]席忠祥：《火葬溯源》，《民俗研究》1988年第3期。

[23]张文静、王晓琨：《北福地遗址出土的人面纹陶片及相关问题》，《北方文物》2023年第2期。

[24]安特生著，袁复礼译：《中华远古之文化》，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36—42页。

[25]安特生著，乐森璕译：《甘肃考古记》，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35—45页。

[26]邓建富：《试以文化变迁理论评马家窑文化的起源、发展说》，《中原文物》1995年第3期。

[27]韩建业：《马家窑文化半山期锯齿纹彩陶溯源》，《考古与文物》2018年第2期；韩建业：《公元前3至前1千纪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尖顶冠形符号》，《西域研究》2015年第4期。

[28]杨琳、井中伟：《中国古代权杖头渊源与演变研究》，《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3期；李水城：《耀武扬威：权杖源流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55页。

[29]王辉：《公元前1000年之前早期丝绸之路上的中国西北和欧亚草原及西方的文化交流》，《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71—79页。

[30]杨泓：《中国古文物中所见人体造型艺术》，《文物》1987年第1期。

[31]宋兆麟：《中国史前的女神信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年第1期；张成志：《从原始绘画和雕塑看史前人的形象》，《青海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32]Meskell L. (ed.). Archaeologies of Materiality.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5:p.1-17.

[33]Tilley C. Materiality in materials. Archaeological Dialogue, 2007(14):16-20.

[34]杨真真、夏寅、王丽琴、高志伟、兰德省：《青海民和县出土马家窑文化彩陶的科学分析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21年第3期。

[35]Alberti B. Designing body-pots in the Farmative La Candelaria Culture, Northwest Argentina. Making and Growing: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Oranisms and Artefacts, Farnham: Ashgate, 2014:p.107-25.

[3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38]尹德生：《甘肃新发现史前陶鼓研究》，《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2期。

[39]〔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77页。

[40]Naumov G. The corporeality of vessels: Neolithic anthropomorphic pottery in the Republic of Macedonia. Bodies of Clay: prehistoric humanised pottery, Oxford & Philadelphia: Oxbow Books, 2017:p.44-62.

作者：郭颖珊（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原文刊于：《北方文物》 2024年第3期

责编：昭晣　韩翰

来源 |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股票杠杆交易平台

陶器人形人形陶器器物西亚发布于：北京市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